【核心提要】：从19世纪到21世纪今天的300年、特别是近100年以来，全世界的“老大”一直都与“老二”水火难容、老大都一直未变过，但老二却一直在变。在最近的100年，三个老二，分别是德国（因发动世界大战侵略而覆灭）、苏联（因军事争霸而不堪负重败北）、日本（结局最好的老二），各领风骚30年，如今风水轮回、轮到了中国。近100年来，不管是德国、苏联、日本都与老大美国发生过不可调和的某种摩擦和经贸角斗，现在轮到中国成为老二了，更何况中国的党国关系、政治概念、社会制度、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等等都与全球98%以上的国家都南辕北辙，与老大更是悖论冲突、更是与近100年来的三个老二都有更大比率的天上与地下的巨大差距而举世兀立。
而在今日世界的300年间，世界的老大由英国变成了美国，特别是在英镑风靡全球300年后，美元才从二次世界大战后至今的70年、才逐渐长大、确立了世界老大的地位。世界政治与经济上的老大与货币老大合二为一，才真正开启了世界老大成器、一举成为难以变更的一种大国规则。中国要立于世界民族之林中崛起，300年的借鉴足矣，浩波烟海，浊清两脉流中国……
2014年2月14日，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到访美国国务卿约翰·克里。习近平请克里转达对奥巴马总统的问候并请他转告奥巴马总统：“中方坚定致力于同美方共同构建中美新型大国关系，愿同美方加强对话，增进互信，深化合作，妥处分歧，推动新型大国关系持续健康稳定向前发展”。这是习近平与奥巴马“庄园会”后每每谈及与美国世纪开来的“大国关系”（中美关系）、构建中国与美国历史以来空前的一种最新型国家关系。7月9日，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出席在北京钓鱼台国宾馆举行的第六轮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第五轮中美人文交流高层磋商联合开幕式，并发表题为《努力构建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的致辞——习近平9次提到中美“新型大国关系”，但这种大国关系则需要30年、60年甚至是100年更长时间才能百炼成钢。
一个全球世界的老大通常要300到500年的一变，而世界的老二通常要30到50年一变。300年前的世界、当今的老大——美国还没有出世。而近100多年来，世界的老二一直不停的在变。19世纪末，世界的老大是英国处在源头根变的过度时期，先是德国挑战老大，然后是苏联成老二，之后是日本取代老二，21世纪初是中国取代日本成为世界的老二……世界的老二从德国、苏联、日本到中国，可以说老大与老二是不共戴天。
美、欧、日等全球超过95%以上国家都与“普世价值观”世代约定，而与中国新出“社会主义价值观”水火难容相矛盾。人类至今的“价值观”一直是一种水与火、矛与盾的关系，也是一种多元化的关系，更是一种人类至始至终休戚与共的根源和谐共处。这是因为：人类的水没有把火浇灭，火也没有把水烧干；矛没有把盾戳穿，盾也没有把矛折断……就这样人类在相对论中演进、生生不息。美欧日全球绝大多数法治国家会与中国发展到今：会矛与盾双双戳穿、折断吗？这是人类至今100年来最最严峻一种冲突。
“大国领导”中国理论严重匮乏
对中国现有规则、具体做法以及相关的体制机制与国际新标准、新规则的差距认识也不到位，对吸收和引入这些经贸的新标准、高质量、新规则可能造成的影响和风险更是缺乏系统研究和评估。以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为例，还要由国务院向全国人大授权才能运行，要是全国都实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方案运行，那么中国现行法律就要做更大的修改，倘若实施TTP、TTIP中国法律更有做超越WTO的重大调整，这不仅与前述的认识偏差密切相关，而且也很大程度上导致中国在推进中美BIT谈判，在对TISA、TPP、TTIP谈判的认识和判断上，在进一步提高标准、扩大对内、对外开放等方面因理论视野和长期技术路线的匮乏而避免陷于被动。
2013年8月30日，中国国家立法机关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决定，从10月1日开始到2016年10月1日的三年时间里，授权国务院在“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内调整《外资企业法》等与外资企业有关的法律。媒体报道称，中国（上海）自由贸易实验区将于10月1日前挂牌、正式上路运行。中国与国际社会需要从理论与实践上全球化、更多比率的兼容，需要更深刻、更广泛、更有国际范例的从国家价值观、社会价值观、人生价值观、法制观念、经济制度等更大比率的兼容，才能形成源头动力、持续不断的人类、大自然的正能量。
中国发展步骤上相对发达国家落后、初级，经济、治理、财富的开放水平、价值链低端至凹。虽然2001年11月中国加入WTO后认真履行开放承诺，但应当认识到，中国在加入WTO时还在一些领域保留了限制措施，如在商品贸易领域，对农业的保护主义倾向还相当严重；在服务贸易领域尤为突出，市场准入限制十分严格。如当前美欧国家反映比较强烈的领域、与“市场经济地位国”不兼容产业有：（1）、银行业：外资并购中资银行持股比例单家不得超过20%，多家累计不得超过25%；（2）、证券业：证券公司外资持股比例不得超过33%（目前实际已放宽到49%），不得从事A股交易（目前已有试点有条件放开）；（3）、货币、资本开放处于最初级阶段，根源不敌、不兼容全部高收入国家（又称发达国家）；（4）、保险业：寿险公司外资持股比例不得超过50%；（5）、电信业：必须与现有内资电信企业设立合资企业，移动、固话等基础电信业务外资持股比例不得超过49%，增值电信业务外资持股比例不得超过50% ；（6）、邮政快递业：仅开放包裹递送业务，维持信件的邮政专营权，并限制外资企业的网点设立数量及经营地域范围 ；（7）、建筑业：外国建筑公司仅可承担外方出资或是中方因技术原因无法承担的项目；（8）、法律服务：外国律师事务所可设立代表处，但不得雇佣中国注册律师；（9）、传媒业铁板一块，包括报纸、杂志、电视、广播、互联网、创意产业、出版、印刷等传统传媒和现代传媒；（10）、整个公共领域（水、电、煤、气、油等）绝大部分领域都被国有资本一统垄断，根源促成、造就了中国公民整体生活、生存、继续的成本居高不下（产业准入严峻，一如钢铁等等产业，不仅不兼容外资、甚至连内资、私有资本也不兼容。其中国目前进行的“价格反垄断”，其根源就是市场发育不健全、市场经济规则不到位所致，而真正意义上“市场经济地位国”所指的根源产业垄断、市场占有率垄断却在中国市场长期我行我素，却得不到任何《反垄断法》的根源治理，更缺乏反垄断法律的高屋建瓴——国务院本身就是行政当局，却履行着国家法律意义的反垄断裁判）。这些都与大国生成的大环境、大市场等格格不入。
全球超越WTO的TISA谈判参与方在上述领域已没有外资持股比例或经营范围限制；还有中国国有企业、国有资本与所有“市场经济地位国”一直悖论。在这些领域没有做到实质性开放，也使中国缺乏参与新一轮自由贸易谈判的基本条件。
在“市场经济地位”中，市场应是配置资源的基础性手段，但中国不少服务业领域垄断、官控色彩十分强烈，一些部门对某些领域过分看重其社会属性（如银行调节经济手段的属性,科教卫体等领域公益性、福利性事业的属性，文化、传媒等作为意识形态的属性等），在这些领域设置了十分严格的市场准入限制。其结果是服务业的发展远远适应不了中国经济的发展和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需求，不仅降低了社会福利，还影响了服务企业的经营和机制创新，降低了服务业效率，不利于服务业的成长。
与国际新标准、高质量、新规则相比，中国在自由贸易协定，特别是服务贸易和投资协定方面存在顶点的短板。目前，中国已签署了1个局部自由贸易协定（即亚太自由贸易协定）和10个自由贸易协定，涉及22个国家和单独关税区。在投资协定方面，中国已与128个国家和地区签署了130个双边投资协定，但其中只有小部分规定了国民待遇，“零关税”成中国与别国“自由贸易区”的难呼之难，而且中国主要遵从准入后国民待遇。
在中美、中欧BIT谈判方面，由于在投资准入、公平竞争、国有资本的瓶颈和权益保障方面差距较大，主要体现在准入前国民待遇及负面清单、国有企业、外汇资金转移、劳工规则、金融服务、业绩要求、税收、法律法规透明度和环境条款等14个主要领域差距较大，从2007年至今中美双方举行了近20轮谈判，但进展缓慢，至今未果。这些也导致了中国在服务贸易协定（TISA）和TPP协定谈判方面，目前还够不上参与的标准。事实上，欧美在新标准、新规则方面力推的准入前国民待遇和负面清单方式，国企的“竞争中立”原则等，均直指中国当前部分领域投资保护不足、部分行业国企占主导地位以及在监管方面与欧美主导的新规则不符的“软肋”。
TPP、TTIP是全球新秩序的必然抉择
高屋建瓴的看全球化、美欧的“两洋”战略，中国的差距在更加加大，参加TPP和TTIP、TISA的大多数国家和地区（包括韩国等新兴市场国家和印度、巴西等发展中国家），都已经在相当程度上认可当前国际上关于新一轮自由贸易协定，特别是服务贸易与投资协定的新标准、新规则，并身体力行参与谈判和规则制定。而中国目前已签署的多项FTA和BIT则大多仍属于标准较低的自由贸易协定，与国际新规则、新标准相比，差距较大，不得不被TPP、TISA等拒之门外。国际贸易发展的新趋势以及中国当前在对外开放领域的相对滞后，对下一步中国进一步扩大对外开放、参与国际规则制定提出了严峻的挑战，如果继续保持当前固步自封、裹足不前的被动状态，不仅不利于中国的国际形象，不利于“走出去”，也不利于通过扩大开放促进国内改革以完善体制机制，而且更重要的是，可能导致中国在新一轮国际贸易自由化浪潮中，在标准和规则制定方面被边缘化，最终无法维护好战略机遇期，在新一轮国际竞争中败下阵来。
TPP+TTIP，一如当年第一次、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布林森体系一样。TPP+TTIP，已经占全球经济总量超过80%以上，不管是哪一个国家都不能忽视这种现实力量和全球经贸的大势已趋——成本决定未来成败之路，谁无视这“两洋”自贸区的力量，谁就将吞下这无情的苦果。就象当年的WTO，俄罗斯是全球第一能源大国，最终还是不得已而加入WTO，现在WTO呆滞12年后终于“巴厘岛WTO宣言”重新上路。当然新世纪的“两洋”战略真正在全球贸易中成器，尚需5-10年的适应、调整、成熟的过度期。
“TPP是为了把中国排除在外”是一种谬误之说。根源要命的是：“中国特色”在全球不具任何复制性和全球推广、应用的任何可能，若是“中国特色”可行，那么美国是否也要有个“美国特色”、印度是否该有个“印度特色”？财富了300年的欧盟是否也该有个“欧洲特色”？还有“大洋洲特色”“拉美特色”“非洲特色”等等，全球经济秩序中的“中国特色”是害己害人的本源——中国股市、中国房地产、中国政治、经济价值观等等的“中国特色”，永远都无法与世界兼容！“中国特色”，永远没有世界实施的可行性。历史还将证明和实践，“中国特色”不可能完成全球经济领域的更新、升级、更高的发展的历史使命，更没有可能与全球98%以上的国家兼容着一起持续走下去……
中国短期内不会加入TPP，但最终一定会加入，这是因为TTP、TTIP囊括了全球经济总量80%的根源所决定，就象当初的WTO全球覆盖一样，而TTP、TTIP却开辟了21世纪前半叶全球经贸新秩序、颠覆了以往WTO举步不前的旧规则。但是在这之前，中国要先在国内做很多事情来为加入TPP做好准备。短期内加入TPP不符合中国的利益，然而最终会符合，所以从历史发展的长期的角度来看，这是一种谁都无法阻挡的大势所趋。
TPP谈判，按照奥巴马的时间表原定10月末结束、签署，但由于日本的加入又不得不推迟，但最迟也不会超过2013年末，这是美国的愿意。到2014年，占全球经济总量超过80%的TTP、TTIP“两洋”新经贸规则秩序都上路运行。到那时，中国却没有任何能力改变这些“游戏规则”、来玩这些游戏。因为中国既不是TPP创始国、根不是谈判参与、发起国，“中国特色”不具备世界贸易新秩序的实践能力和持续的可能性，当TPP最终文件出来的时候，愿意加入谈判的国家就要签署相关的文件，中国只能选择签或不签，不签就当然如WTO一样被壁垒、搁置之外。
倘若“新型大国关系”真的象太阳天体那样在轮回、在全球能成立，那么今天的“全球经贸新秩序”中国就当然应该进入占全球经济总量80%的全球经贸新秩序制定之中——TTPT、TIP等新游戏规则建树之中。更何况在“新型大国关系”之下，空空如也，没有任何实际性“游戏规则”可玩，“新型大国关系”岂不成了凸峰兀立、束之高阁的全球之巅？与其高高在上的徒有其名，不如脚踏实地的建树、秉承地球人类生生不息的大自然法则。“新型大国关系”又怎样从无到有、有小到大，从30年、50年、甚至百年来建树？英国建树全球的老大关系，走了近1000年，美国夺取全球老大关系，走了近300年，中国要建树全球的大国关系要走多少年？
针对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提倡的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美国总统奥巴马在当地时间7月8日发表的声明中有意回避“大国”这一用词，仅用“新型关系”来进行回应。对于在领土问题等方面坚持单方面主张的中国，美国表现出进行牵制的姿态。
在“（中美）尊重彼此主权和领土完整”，习近平7月9日在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开幕式上致辞时，考虑到在东海和南海与周边国家的摩擦，对美国干涉亚洲事务进行了牵制。在约15分钟的致辞中，习近平9次提到“新型大国关系”。显示要让美国承认中国作为一个大国正在崛起的强烈意图。但美国却将中国的愿望轻易地“抛之脑后”。
美国总统奥巴马在声明中仅把对华关系说成“新型关系”，表明了将于11月出席在北京举行的亚太经合组织（APEC）首脑峰会，并与习近平进行首脑会谈的方针。尽管呼吁在地球变暖对策及朝鲜和伊朗核开发等问题上进行合作，但并未触及中国所考虑的海洋问题。美国国务卿克里也就大国责任问题表示“不能仅仅停留在口头上，还要付诸行动”，对中国进行了施压。
习近平曾在2012年2月，作为中国国家副主席访问美国时提及了“新型大国关系”。2013年作为国家主席与奥巴马会谈时正式提出了这一主张。美国在事实上对于由中美两国来主导全球事务的“G2论”一直持否定态度，但在2013年11月美国总统助理苏珊·赖斯曾做出了被认为是承认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的发言，因此在中国也有很多观点认为美国已经接受这一主张。但是，中国在此后加强了在东海和南海的强硬姿态，美国对此的警惕也有所提高。
2013年，是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的历史性开创元年。“新型大国关系”能走多远、走到什么程度、有没有一个生长、开花、结果的过程尚不得而知。但可以肯定的是：中美两国融合却是全球的一大幸事和盛事，囿中美两个大国的国家价值观、政治价值观、社会价值观、世界观、人生观、总体价值观等等根源的不兼容甚至悖论，那么中美“新型大国关系”注定就变化多端、曲折多难、甚至是永远都难以融合的事……
在全球国际政治、经济中，中国一昧公开反对全球共识的普世价值，公开反对国际公理，总是和反人类的独裁政权站在一起，现在终于成了国际政治中的孤家寡人，连一个真正的朋友也没有，处于举世空前孤立的境地。在全球经济体系中，中国“出牌”不讲游戏规则，不讲诚信，从来不肯按规则发牌和出牌，总是我行我素，与全球98%以上国家在政治、经济、社会、价值观上都不合拍、甚至公然对抗。按中国5000年的哲理名言叫：得道多助，失道寡助——中国在全球的国际大环境就是这样。特别是全球的大国，是几百年持续不断的努力，中国还没有准备好，若是再加上大国环境的建树，那么100年中国跻身大国行列倒值得历史期待；那么中国的《宪法》、国际游戏规则、政治与国家的建树和经济崛起、融入全球第一步是50%以上的国家（包括兼容台湾、香港的国家制度、社会秩序）、第二步是兼容全球70-80%以上的国家（民主的法治国家，共产党无法兼容98%以上的国家），否则讲“大国地位”只能是画饼充饥！ （作者系《国情内参》首席研究员 中国金融智库研究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