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老大300年、老二100多年核变看中美“新型大国关系”战略与经济对话来去
【核心提要】：从19世纪到21世纪今天的300年、特别是近100年以来，全世界的“老大”一直都与“老二”水火难容、老大都一直未变过，但老二却一直在变。在最近的100年，三个老二，分别是德国（因发动世界大战侵略而覆灭）、苏联（因军事争霸而不堪负重败北）、日本（结局最好的老二），各领风骚30年，如今风水轮回、轮到了中国。近100年来，不管是德国、苏联、日本都与老大美国发生过不可调和的某种摩擦和经贸角斗，现在轮到中国成为老二了，更何况中国的党国关系、政治概念、社会制度、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等等都与全球98%以上的国家都南辕北辙，与老大更是悖论冲突、更是与近100年来的三个老二都有更大比率的天上与地下的巨大差距而举世兀立。
而在今日世界的300年间，世界的老大由英国变成了美国，特别是在英镑风靡全球300年后，美元才从二次世界大战后至今的70年、才逐渐长大、确立了世界老大的地位。世界政治与经济上的老大与货币老大合二为一，才真正开启了世界老大成器、一举成为难以变更的一种大国规则。中国要立于世界民族之林中崛起，300年的借鉴足矣，浩波烟海，浊清两脉流中国……
世界的老大通常要300到500年一变，而世界的老二通常要30到50年一变。300年前的世界，当今的老大——美国还没有出世。而近100多年来，世界的老二一直不停的在变。19世纪末，世界的老大是英国处在源头根变的过度时期，先是德国挑战老大，然后是苏联成老二，之后是日本取代老二，21世纪初是中国取代日本成为世界的老二……世界的老二从德国、苏联、日本到中国，可以说老大与老二是不共戴天。
美、欧、日等全球超过95%以上国家都与“普世价值观”世代约定，而与中国新出“社会主义价值观”水火难容相矛盾。人类至今的“价值观”一直是一种水与火、矛与盾的关系，也是一种多元化的关系，更是一种人类至始至终休戚与共的根源和谐共处。这是因为：人类的水没有把火浇灭，火也没有把水烧干；矛没有把盾戳穿，盾也没有把矛折断……就这样人类在相对论中演进、生生不息。美欧日全球绝大多数法治国家会与中国发展到今：会矛与盾双双戳穿、折断吗？这是人类至今100年来最最严峻一种冲突。
美国取代英国成世界老大
在以上德国、苏联、日本成为世界老二、美国成为老大之前，世界的老大是英国人的天下，英镑风靡世界300多年。而美国却花了约70年时间、以美元取代英镑而取得了全面的霸主地位。这经过了两个漫长的时期：第一阶段是工业化与商品时代，美国用了近200年时间；第二阶段是货币——美元取代英镑时期，用了70年左右时间。美元是确定、稳固美国在全球老大霸主地位的根源所在，美国成为世界老大从工业化、商品贸易、再到货币美元一举通行全球，相当于英国用了300多年英镑风靡全球而结成的经济发展硕果。
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老大是美国，但美国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特别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才真正确立了老大的地位。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
1860年，美国工业生产年平均增长速度是英国的3倍。1880年，美国的工业产值赶上英国，居世界第一，英国退居老二。进入20世纪，美国提供的产品占世界产品总量的1/3，但英镑依然惯性的横行全球。美国以其明显的生产优势，成为名副其实的世界第一生产大国。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夕，英国工业生产总值在世界所占的比重降至14%，而同期美国所占的比重升至38%，已经取得实质的全球第一大国的地位。面对英国的衰败之势，美国开始向其霸主地位发起全面挑战。
1912年，美国提出“金元外交”政策，即拓展海外利益的政策。美国声称在处理国际关系时，“大棒政策”固然必要，但不能作为主要手段。以美元代替枪弹是扩展美国对世界经济影响力的最有效的手段。由于美国的海外投资主要集中在拉丁美洲，“金元外交”实际上是美国“门罗宣言”在20世纪的延续与发展。如果说前面这一切都是为美元的国际化奠基，那么两次世界大战就成为美国与美元称霸世界的重要转折——布雷顿森林会议，
让我们看看第一次世界大战是如何让美元在与英镑的博弈中成为冉冉升起的明星的。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使许多国家经济陷于瘫痪，但是美国却由于远离战场，战争中不但没受多大损失还发了一笔“世界大战”横财，腰包鼓鼓，俨然成为“暴发户”。第一次、第二次世界大战，英国和英镑都是战争的核心战区，致英国及其英镑的国际金融霸主地位岌岌可危、无法承受战争货币的供应和使用，深明战略之道“该出手时就出手”的美国抓住时机，为打击英镑，扶植和加强美元的国际地位，决定恢复战前实行的经典金本位制——金币本位制。美国这一针见血致命，因为此时在黄金储备以及确保货币稳定性方面，已没有其它国家能跟美国叫板和攀比，美国以外的其他国家都只能以武力和规则恢复金币本位制。
英镑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元气大伤，这从当时各国的快速反应可以看出。战争爆发后，欧洲官方机构持有的流动性美元资产大幅度增加。同时由于大部分欧洲国家的货币价值不稳、存在外汇管制和汇率低估紊乱，使得按固定价格保持与黄金兑换的美元更具吸引力，国际经济更多地以美元计价，私人部门也开始持有更多的美元资产来减少交易风险。20世纪30年代，一批国家开始疏远英镑，聚集在美元周围，形成美元区，美元从此有了自己的“fans”。
风行全球300年的英镑的英国并不愿意退出历史舞台。为了继续保住自己的国际地位，英镑与美元进行了殊死的搏斗。经过国内激烈的辩论，英国最后决定从
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之后，由于对欧洲稳定性的怀疑，以英镑计价的国际储备急剧下降，美元更多地成为国际储备货币，持有者更多地看重美元的稳定性，而不是去兑换黄金，美元已成为安全的国际储备资产。二战结束时，美国工业制成品产量占世界一半，对外贸易额占世界的1/3以上，国外投资总额急剧增长，黄金储备从1938年的145.1亿美元增至1945年的200.8亿美元，至今美国储备黄金达8000顿，约占全球世界黄金储备的59%。美国经济实力超群，已成为世界最大的债权国，从而为美元霸权的建立创造了100多年不遇的历史必要条件。
TPP升级中国质量、融合国际必经之路
奥巴马推进TPP，具有全球战略、历史远见的先见之明，是全球第一次金融海啸之后的最最明智战略贸易政策之举，是WTO呆滞12年后最希望重新推进自由贸易的进程，并设置了全球经贸升级质量、高标准的贸易规则。TPP当然应该纳入中国，但中国2013年的全球局势能让世界各国来仿效、学习吗？任何一个成熟国家、几百年财富聚集不散的国家，是需要胆识、远见和持续动力的。一如今日自由贸易区的建设，如果缺了中美两国，都是不完整的。如果中国加入TPP，中国经济会融入全球主要国家经济中再次起飞。
人民币，是今日中国走向世界最大的瓶颈。只有当人民币可以自由融通进入全球主要贸易国家、自由兑换时，那么中国以及上海才能真正崛起为金融中心。每个中国银行家都明白这一点，每一个中国外向型企业都明白这根源之阻。如果中国真能如全球主要国家象需要“中国制造”、人民币汇率自由化、各种货币自由进出时，那么人民币国际化将会水到渠成、中国制造也会迅猛发展，否则也当然会受到全球它国的“游戏规则”限制和壁垒。
人民币，中国人储蓄很自然，作为它国官方货币储备的一部分也属简单。但人民币必须兼容主要国际货币，必须自由兑换流通，否则与中国经济往来者却无暇顾及、不使用，人民币国际化怎样继续往前、岂不成泡影？上海自贸区、金融中心也只能是画饼充饥。
人民币应当国际化，要有与其国家实体经济相匹配的货币地位。但客观地说，2013年之际的人民币在国际货币实践中只处于第三梯队，甚至第四梯队。第一梯队是美元、欧元；第二梯队是英镑、日元、瑞士法郎等。要成为真正的全球性大国，人民币国际化不可避免的路途。为了推动国际化，双边货币互换可以多做一点，不一定与发达国家做，而是与发展中国家做更现实，最后必须攻克的堡垒是美元、欧元、英镑等自由兑换、自由流通。不能自由来去，在国际场合就是一张废纸。
从全球经济基础上来看，中国与美国相比还差距巨大（只及美国经济总量的近一半：2012年美国GDP为15.1万亿美元，中国GDP为6.6万亿美元。美国3亿人口，中国13亿人口。此数据来源于世界银行网站），在政治体系与价值观方面，中国经济、金融体制在国际上的认同度也不高（2012年末联合国成员国98个中的约2%）。在世界主流经济体都是市场导向型经济和民主政体的情况下，对中国的政府导向、党国型经济和一党执政，有接受的难度尖峰。其实，当前的中国主要问题不是解决世界的认同，也不是人民币国际化，而是把中国与国际关系理顺、内部治理的功课不要与主要国际社会矛盾、冲突做好，再埋头苦干十年，高屋建瓴建树一个兼容台湾、香港、澳门的“新中国”。
全球经济的大趋势历来就是“顺我者昌，逆我者亡”。
最近，“金砖国家”——新兴市场危机正在威胁着发展中国家，甚至可能折戟。中国经济与全球主要国家的兼容性尤为重要，那么接下来的几年对待资本进出、金融资本策略需要万分谨慎。但是，中国当前所处的情况与印度、巴西、印尼、俄罗斯、南非都不同，新兴国家尚须要至少30年的持续奋起努力向上。
中国持有超过三万多亿美元外汇储备，这一点与其他新兴市场不同。但是最为根本的一点是，中国正在进行改革需要大量的资本注入。但是未来中国改革，以创造一个效率更高、成本更低、更具竞争力的经济体国家，但“胡温十年”没有体现到这种路径和方向。印度和南美国家均未采取类似的行动，这就是中国同它们的不同之处，在未来3到5年，是中国经济进入一个从根源改变的新时期。接着历史，不与全球绝大多数国家政治兼容、经贸兼容、社会制度兼容、人生价值观等等兼容，那么跨越半个世纪、100年、200年……何以继续？
2013年，全球凸起的自由贸易区、贸易规则的颠覆性聚变，明显是中国对国际自由贸易的理论研究上仍然还停留在传统的WTO多边贸易框架体制下，对新一轮贸易自由化所具有的贸易与投资并重、侧重于服务贸易和投资协定的趋势转型，对正在如火如荼推进中的TPP（跨太平洋战略经济伙伴关系协定）、TTIP（跨大西洋贸易和投资伙伴关系协定）、TISA（是取代WTO的“服务贸易协定”即Trade-In-Services Agreement，简称“TISA”。几乎涵盖全球全部发达国家和地区）系列谈判，以及对当前中国正在与美国、欧盟谈判的BIT（双边投资协定）2012等更高标准国际自由贸易协定的框架、内容、要义及相关具体问题，还普遍存在着理论研究和评估不足。
（作者系《国情内参》首席研究员 中国金融智库研究员）
